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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努斯鲍姆:情绪如何影响政治生活

作者:玛莎·努斯鲍姆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被《纽约时报》誉为“美国最杰出的女性哲学家”。她一生撰写了25本书,编辑了21本书,为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出版物写过文章。她超越了该领域的传统界限,探索了种族、性别和性的议题,并主张国际发展应基于一套普遍的权利和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她坚持认为哲学必须是有用的——而不是深奥的。
 
  近年来,努斯鲍姆将注意力转向分析人类情感的本质以及它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她的新书《恐惧的君主制:一位哲学家审视我们的政治危机》(the Monarchy of Fear: A philosophy look at Our Political Crisis)探讨了美国政治中一贯情绪化的方式。美国《时刻》(Moment)杂志2018年7/8月刊发表了玛丽莲·库珀(Marilyn Cooper)对努斯鲍姆的专访“Martha Nussbaum: The Philosopher Queen”,讨论当今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情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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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恐惧的书?
 
  答:民主要求我们大家互相信任,互相关心;这意味着不被恐惧所控制。恐惧是对危险或威胁的痛苦意识。它既可能极易被人感觉到,也可能潜伏在表面之下。恐惧占据了婴儿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对食物、温暖和舒适的迫切需求,也明白难以独立满足这些需求。恐惧是极度自恋的:当你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你的注意力就会转向自己的身体。你又一次变成了一个为得不到的东西而哭泣的婴儿。婴儿不是好的民主公民:为了消除自我的恐惧,他们让别人成为自己的奴隶,完全依赖他人。
 
  问:在我们当前的政治环境中,恐惧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答:我们的时代很艰难。自动化、全球经济、对我们安全的各种威胁,以及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明显问题,都引发了恐惧和焦虑。当罗斯福说“除了恐惧本身,我们别无所惧”时,我相信他的意思是,恐惧有一种趋势,那就是阻止合作、希望和我们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相互关爱。如今,恐惧往往具有破坏性,它阻碍了我们就未来进行真正的对话。但恐惧并不总是坏事。例如,我认为我们应该担心气候变化和动物物种灭绝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只是在恐惧中沉沦:我们必须和其他人一起做点什么。
 
  问:集体愤怒在我们的政治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答:抗议类型的愤怒,尤其是没有附带任何回报要求的愤怒,可以在推动我们走向平等或解决一些其他严重问题方面发挥很好的作用。但是,对回报的渴望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经常使人们偏离正轨,使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让其他群体受苦,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当人们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一些人的痛苦可被另一些人的痛苦抵消时,愤怒就会成为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古老的童话故事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烧死女巫时,一些非常困难的实际问题(如格林童话故事《汉赛尔与格雷特》中的饥饿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太相信此类童话了。对回报的渴望使我们真正的问题更难解决。
 
  问:在你看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故意在美国公众中激起了恐惧和愤怒?如果是,他是如何做的?
 
  答: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故意挑起了对移民、少数民族、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恐惧。这些都是不光彩的恐惧,因为它们针对的是一大群人,对他们施以谴责,却没有问清楚我们在谈论的是谁,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满足了我们最丑陋的人性——把他们当作替罪羊,对他们进行妖魔化,而不是去解决真正的问题。恐惧有像野火一样蔓延的趋势,一个好的政治家需要控制它。“9·11”之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非常成功地消除了人们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日益增长的恐惧。他说,我们不应该妖魔化一个民族或一个宗教,而应该寻找罪犯。事实上,这对他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保存了自己关于伊斯兰教的所有言论的完整档案。我在书中引用了这一点,将他的言辞与特朗普总统的言辞进行对比。
 
  问:你写过“政治总是带有感情的”,这是当前形势的一个关键方面。这句话应如何理解?
 
  答:人们常把感情政治和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所有的政客都需要激发情绪,让人们关心他们的提议,并为之奋斗。问题不在于政客们是否应该诉诸于情感,而在于何时诉诸于哪一种情感,以及与哪一种观点相关。在新政期间,罗斯福需要说服美国人接受一系列激进的新提议。他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来考虑如何让选民支持新政的方案。我们现在拥有了社会保障,这是因为当时罗斯福巧妙地迎合了人们的情绪。同样,我们在民权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得益于金博士在艰难时期唤起了人们对希望和爱的积极情绪。因此,在我看来,自由派人士说我们不应该诉诸情感,这是错误的。想象一下,如果金博士试图以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或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风格来说服人们,他就很可能要失败。
 
  问:哲学家如何影响当今世界?
 
  答:我不喜欢告诉别人该做什么。但我认为,如果有一些哲学家试图与公众接触,那将是件好事。问题是,一个哲学家能为公众写作的地方越来越少。报纸很少刊登反映哲学家观点的文章。所以我们这些能幸运地公开自己观点的哲学家应该做得更多!
 
  问:为什么你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承认自己贫穷和脆弱的公民社会”?
 
  答:再想想那个婴儿。随着婴儿的成长,他变得能够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让别人代劳。此时,他能够认识到世界上的其他人也有需要和感受,并开始建立基于相互依赖和互助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指挥和服从。这就是民主所需要的:人们承认他们都是平等的人、有需要和脆弱的人,然后形成互惠和互助的联盟。
 
  问:哲学和古典文学都被认为是不适合女性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你是否遇到过与性别有关的障碍?
 
  答:我在这两个领域都遇到了很多性别歧视甚至性骚扰。即便是在五年前,顶尖大学里也不会对女性开放工作。我是哈佛学会的第一个女研究员。但我确实遇到了很多障碍。我也遇到过一些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和为女性平等而奋斗的男人: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替夫(Wassily Leontief),他将女性领入了哈佛学会;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我的主要老师之一;哲学家希拉里·帕特南(Hilary Putnam)和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万龙博彩,金牌娱乐场,威廉希尔娱乐,博久999:我在哈佛的两位同事。现在,我想说,古典文学比哲学更适合女性:女性取得更大成就的比例要高得多。但我们正在努力工作,至少我们有确保正当程序的规定,这在欧洲根本不存在,在欧洲,老掉牙的体制仍然经常占据主导地位。
 
  问:在过去,你曾批评过学术女权主义者与真正的女性相去甚远。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女权主义?实际上,如何才能塑造这种女权主义?
 
  答: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们都很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所以我不像过去那么担心了。有一段时间,我认为学术女权主义者已经变得过于学术化了,他们用晦涩难懂的术语讨论深奥的话题,而不给那些能够将女权主义观点付诸实践的人提供易懂的指导。我将这种学术女权主义与美国早期女权主义进行了对比,后者在强奸犯罪立法、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等领域促成了法律变革。我也将这种学术女权主义与印度学术女权主义的现实进行了对比。在印度,学术女权主义者从未变得迂腐:他们仍然致力于为政治实践提供可理解的指导。我认为,美国的潮流已经开始转变: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正在学习清晰而有说服力地写作,并有效地运用自己的声音。学术女权主义就像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迫切需要尊重并接受不同的观点。当然也有底线:期刊不应该发表否认大屠杀或赞成种族主义文章。但是,我们必须能够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善意的探索。女权主义的“统一立场”并不存在。我们应当心胸开阔,兼收并蓄。 (熊一舟/编译)
 
《社会科学报》总第1624期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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